自评估企业超30万家,启动贯标企业超7万家,推动数字化新型能力建设工程超10万项,贯标公司运营成本平均下降10%、经营利润平均提高11.2%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作从2013年启动以来,已历经10个年头,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两化融合的历史使命还远未完成。随着两化融合发展到了数字化转型新阶段,新时期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将如何发展,重点开展哪些任务?点亮智库理事长、中关村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联盟(中信联)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剑作为全程亲历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从2013年启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作以来,已历经10个年头,在全国工信、国资、标准等主管部门的共同指导和推动下,数万家贯标企业和数千家服务机构共同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提出了符合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架构方法,构建了两化融合标准体系,出版了系列专著,获得了重要奖励,完成了中国原创管理体系向国际成功输出,基本建立了贯标结果的市场化采信体系,培训覆盖超过1000万人次,自评估企业已超过30万家,启动贯标企业超过7万家,获证企业超过4万家,推动了超过10万项数字化新型能力建设工程,贯标企业经营成本平均下降10%、经营利润平均提高11.2%。

  由中国原创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简称两化融合),是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科学之路、成功之路,是为世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国家战略,工业化历史使命全面完成,全面进入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两化融合的历史使命才算是基本完成。当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全社会高度重视的数字化转型,正是两化融合发展到新时期的新重点新使命新要求,而融入了数字化转型方法论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正是引领企业全面加速数字化转型,实现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管理体系保障,必将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

  两化融合是信息化和工业化两个历史进程的交叉、汇聚和融合,关键是信息化规律和工业化规律的协同应用和互动创新,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两步并作一步走,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同步发展和加速发展,既有利于加速完成新型工业化,也有利于抢抓信息化发展先机,率先迈入数字经济和信息社会发展新阶段。

  信息化是与工业化一个层面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工业化发展进程以技术和资本为核心驱动要素,主要着力点是实现规模化的物质生产和物质服务;信息化发展进程则主要以数据为核心驱动要素,主要着力点是实现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知识)生产和信息(知识)服务。我国早在1997年就对信息化展开讨论,在首届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中将信息化和国家信息化定义为:“信息化是指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 在2006年发布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进一步扩充了信息化的定义:“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信息化在很长时间内是我国开展信息技术应用的代名词,但广义信息化与工业化一样,本质上指的是工业化之后人类正在进入的新历史进程。

  发达国家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发展道路,尽管信息化起步较早,但时至今日也仍处于信息化初级阶段,还在苦苦求索信息化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从而更有效发挥数据要素发展潜能,培育新型数字生产力,创新平台化社会化生产关系,构筑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以数字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新范式。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又赶上了信息化浪潮,总体而言,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正处于在信息化背景下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为了抢抓信息化发展先机、更好更快实现从工业化向信息化发展赶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信息化发展从跟跑到并跑,未来甚至有领跑之势,但总体也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工业化大体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等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和使命,信息化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和应用深化也将不断拓展和演进,涵盖当前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以及未来可见甚至不可见的新重点新使命新阶段。尽管我国推进信息化和两化融合已经多年,但在新型工业化方兴未艾、信息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当下,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国家战略,什么时候工业化历史使命全面完成,全面进入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两化融合的历史使命才可以说基本完成,而当前则正是需要全面、深入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两化融合的历史使命正当其时,远未完成,作为党中央、国务院一项长期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背景下加速新型工业化、抢抓数字经济发展先机的重要路径。

  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两化融合开辟了巨大发展空间。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为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成长空间和历史机遇。一是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大国大市场优势极大加速了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二是尚在发展过程中的新型工业化体系对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具有更强的创新意识和包容态度,也为尚未成熟的信息技术发展留足了优化空间,允许新技术通过不断试错以及技术、应用、产业的快速迭代不断走向成熟和壮大。三是我国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的重组,日益复杂的产业组织和产业链合作关系、以及区域、产业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信息技术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综合应用场景,技术、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只有不断交叉汇聚和融合创新,才能跟上区域与产业的系统性、体系性发展需求,这也进一步倒逼我国不断加速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步伐。

  两化融合正在全面加速产业发展新赛道转换。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最活跃、交叉最密集、渗透性最强,正在全面带动其他领域技术产业加快创新变革,重新定义了竞争能力、价值模式和市场规则,进一步引发传统工业化的创新体系、生产方式、产业形态等发生系统性重构,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实现换道超车提供了重大机遇。一是ICT产业已经成为主导产业,引领经济加速实现可持续创新发展。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主导产业的引领带动作用,主导产业的不断更替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我国ICT产业已占据发展主导地位,成为参与国际角逐的主力军。二是信息化全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改造提升经济发展的传统动能。通过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化应用,数据信息作为可以被无限扩散的新生产要素,不断产生递增收益,打破传统要素有限供给对增长的制约,极大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空间。三是催生壮大新兴产业,不断激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信息技术以其高创新、高渗透、高倍增等属性,快速催生并推动壮大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我国智能机器人、移动智能终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在新技术、新产业领域快速实现了从跟跑向并跑、领跑阶段的跃升。

  (三)两化融合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径,为后发国家换道超车提供了新方案

  两化融合是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科学之路,也是一条已被实践证明的成功之路,正在逐步发展成为加速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路径,为后发国家抢抓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实现换道超车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对世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贡献。在全球产业进入存量竞争的时代背景下,与德国提出的工业4.0、美国提出的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不同,我国原创的两化融合是一条基于中国特色、中国实践开辟出来的经济增量发展新路径,是一条在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可行路径,也是一条在全球资源、能源、环境约束日益刚性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

  “工业4.0”是德国的国家战略,旨在整体提升新兴信息技术发展下德国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工业4.0”以智能制造为主导,其本质是在机械化、电力和信息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智能化的生产模式与网络化的产业链集成;它以建立赛博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CPS)为核心,发展智能工厂(Smart Factory)和智能生产(Smart Production),实现纵向集成和网络化系统,共同推进生产向分散化、产品个性化和用户全方位参与方向转变。2012年,美国宣布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随后,通用电气公司提出了“工业互联网”概念,为其向更加依赖数字化的转型行动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理念。2014年4月,美国五家公司(GE、IBM、思科、Intel和AT&T)联手成立工业互联网联盟(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IIC)。美国“工业互联网”的愿景是通过建立一个赛博物理系统,融合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以信息世界中的数据为纽带将物理世界中的人和机器连接起来,从而形成全球化的开发协作的工业网络。通俗地来说,工业互联网就是要让机器、人、数据一起协作。2016年2月,美国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发布了《Current standards landscape for smart manufacturing systems》报告,该报告认为智能制造是面向下一代的制造,并从产品、生产、商业三个维度以及制造金字塔等方面来描述智能制造的内涵。要想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获得成功,制造商应对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整合各种技术力量,形成一个以“智能制造系统(Smart Manufacturing Systems,SMS)”为核心的新型生产系统,在该系统中数据能够最大限度地在全企业流动和重复使用。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工业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国内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本轮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所引发的产业变革中,我国在高新技术与投资环境方面尚不如发达国家,劳动力密集、低廉等优势较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不再明显,因此我国制造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要在新的技术和商业环境下抢占制高点,化挑战为机遇,必须放眼全球,抓紧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的部署与实施。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全球的信息化进程重合,因此中国照搬欧美的工业化道路既不可行、也无必要。信息技术是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技术之一,而面对这一机遇,中国亟需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在目前复杂的国际与国内经济形势下,两化融合是关系到我国企业生存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性选择。

  在长期推进两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已经初步探索出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一是政府和市场联动,集中力量办大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一个世界性命题,两化融合是一项创新性非常强的系统工程,更需要把社会主义体制机制优势与市场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协调起来,实现协同创新发展。在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方面,我国注重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审慎监管,激发市场的动力、活力和潜能。在信息技术牵引的融合发展、创新应用方面,充分发挥好国家战略规划的导向作用,加强两化融合标准体系建设,强化理论方法引导和先进示范引领,实施两化融合、数字化转型等重大工程,系统突破短板和瓶颈,推进创新成果研发和产业应用推广。二是以市场为牵引,开展集成创新。加强集成创新,是我国坚持在开放条件下实现自主发展的重要经验,在高铁、信息通信等领域,充分发挥国家在市场、技术等方面的资源整合优势,以信息技术引领的集成创新为重点实现技术能力的系统性突破,通过规模化应用快速提升技术产品成熟度,大幅提升全球竞争力。三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调发展,实现总体最优。在多年实践与探索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产业之间协调兼顾、共同发展和全局最优的理念原则,既不能过度保护传统产业固有格局,限制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技术、新产业的创新潜能,也不能仅热衷于支持新技术、新产业发展,无视庞大的传统产业群体的巨大贡献和价值,而是要以先进激励后进,以新带旧,实现平衡协调发展。近年来,通过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互联网+”等战略规划和重大工程,加速推动了信息技术产业、互联网产业、传统产业等的进一步融合协调发展,有效激发了车联网、新能源等产业创新发展的巨大潜能。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迅猛发展,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从工业化向信息化加速演进的变轨期。传统物质经济为代表的规模经济是通过工业技术的专业化发展提高规模化效率,对物质产品进行加工、生产和服务,实现规模经济发展的模式。然而,近年来物质经济总量已经进入供给大于有效需求的阶段,同时还面临着日益增强的环境、资源、能源等刚性约束,经济发展遇到隐形天花板,亟需寻找新的增长空间。而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发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信息技术赋能范围经济、多样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正逐渐从过去以物质经济为代表的规模经济发展阶段转向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范围经济发展新阶段,进入以数据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继工业革命之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数字革命的信息化发展新阶段,生产力、生产关系将发生代际转换,必将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改变人类发展的模式和路径。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成为两化融合当前发展阶段的新使命新要求,其核心要义是要将适应物质经济、规模经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转变为适应数字经济、范围经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新的动能,创造新的价值,开辟新的增长空间,实现新的发展。

  两化融合发展到数字化转型新阶段,从过去更强调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转向在融合基础上引导创新和变革。企业数字化转型,则是面对消费者需求升级和产业供给侧重构的挑战,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业务进行创新、重构和转型的长期过程,其与工业4.0、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等方案的区别在于:数字化转型的对象是所有企业,而不仅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目标是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而不是对新兴技术的应用;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业务转型,而不是生产、研发、物流等流程的改造;数字化转型的难点往往在于文化意识等方面,而不仅是技术。但是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与它们相同,都来自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需求的变更。

  进入新时代,顺应新形势,承担新使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在更广范围融合发展,更强调由点及面,取得整体成效;在更深程度融合发展,更强调从融合向创新和变革延伸,进入深化改革、机制变革的深水区,全面激发动力、活力和潜能;在更高水平融合发展,更强调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提升新质生产力,开辟数据驱动的创新蓝海,加速高质量发展。

  当前,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加速从数字化向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演进,信息化的核心作用首先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优化配置范围越大,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也就越高,两化融合作用范围要从以企业这个“点”为主加速向以行业这条“线”、区域这个“面”乃至经济社会全局这个“体”转变。一是由解决企业内部资源综合优化向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优化延伸。充分发挥我国完备产业体系和配套网络优势,着眼全链条高质量发展,推进龙头企业依托互联网平台整合制造资源和能力,构建资源共享、业务协同、互利共赢的新型产业分工体系,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二是由单个企业转型升级向产业集群整体创新延伸。围绕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构建新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支持龙头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配套服务机构在线合作、协同攻关和集成创新,打造数据自由流动、资源动态配置、需求精准响应、分工精细协作的先进制造集群和跨区域、自组织的在线制造集群。三是由以制造业为主向以先进制造业引领的“产业与科技融合”、“产融融合”、“产教融合”延伸。产业协调发展根植于灵活高效的协同合作机制,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全面打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金融服务、人力资源的数据链、业务链和生态链,提升科技、资本、人力等要素对实体经济的投入和回报水平,提高在更大范围的专业化分工和多样化创新发展能力,提升要素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

  信息技术加速了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也正在深刻引发生产关系的调整优化与变革。要适应生产力、生产关系协同优化、持续变革的规律和趋势,在不断深化信息技术应用的同时,必须要打破传统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壁垒和藩篱,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创新发展动能。一是深化数据驱动的企业组织管理变革。信息时代企业转型不仅是技术和产品创新过程,更是一个全面优化企业战略、流程和组织,构建信息时代新型能力的过程。要推动企业系统实施集技术应用、数据开发、流程优化、组织重构为一体的组织管理变革,创新利益分配和协同管理机制,加速从科层制管理向流程化管理、再向数据驱动的自组织管理转变,探索构建价值共创、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生态合作关系。二是深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变革。在传统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分工逐步细化,产业链逐步延长,而信息时代的新型工业化则不断推动产业之间融合和重构,日益重视产业资源共享和价值网络共建。随着信息时代市场需求个性化、动态性的不断增强,产业发展模式不再主要依赖自身技术、资源为主,而是通过应用信息技术深化重组产业资源配置方式,创新合作机制模式,加快培育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生产、服务、消费一体化的新型产业体系。三是深化市场化机制变革。两化融合进入深水区,其颠覆式创新价值日益凸显,但对传统利益格局的冲击也将日趋激烈,亟需构建充分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政策环境,进一步优化行政许可、商事登记、市场准入、技术转让、上市融资等事项及制度体系,破除限制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的不合理制度障碍,由具体管理转变为设立安全阀和红线的管理,加快形成数据资源按需流通、制造能力动态配置、创新成果共创共享的市场化运行体系。

  要把坚持独立自主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数据要素、新质生产力引发的技术、产业、市场等全方位、深层次颠覆式变革这一重大机遇,加速从过去以引进模仿为主,迈向集成创新和自主原创的发展阶段,走出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更符合信息时代发展规律和趋势、更能掌控发展原动力、更具有普遍价值的两化融合之路。一是补齐短板。聚焦两化融合关键技术短板,加速提升集成创新和自主原创能力,依托信息化平台加快专业技术、经验、机理等知识模型的沉淀、传播和复用,培育新型工业软件产业,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区块链、高端芯片、智能控制系统等数字化先导和支柱产业。二是构建生态。信息化时代开源技术体系的兴起打破了原有工业化时期以技术壁垒为核心建立的封闭利益格局,其强时效性倒逼技术和应用在短期内快速更新迭代,弱化技术的先发优势。我们亟需以数据为驱动要素,以价值共创为导向,加速构筑覆盖技术创新、资源整合、平台服务、用户参与、多方协作的开放合作生态。三是走向全球。积极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新型工业化道路方面的交流合作,输出两化融合标准、技术、服务和解决方案,推动两化融合“中国方案”“走出去”,为全球经济创新发展和全面繁荣提供新路径、新空间。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加速引发系统性、革命性、群体性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变革,纵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发展历史,技术进步在引发产业变革的同时,总是伴随着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的重大创新,甚至有企业家提出,一切新技术引发的变革,最高形式上都体现为组织管理模式的变革。我国要走上强国之路,也应抢抓信息化带来的千载难逢机遇,形成适应数字经济和信息社会新趋势新规律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并通过相关管理体系标准的普及推广,在更广范围取得融合发展的整体成效,在更深程度上深化改革和完善机制,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建立管理体系标准,引导企业对标先进实现全方位、体系化机制建设和能力提升,是国际通行且行之有效的做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总结提炼了几十年来我国优秀企业信息化、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最佳实践和管理经验,提出企业系统推进两化融合的过程管理机制和方法,企业可以参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通用要求,构建适合自身实际的管理体系、运行制度和操作规范,推动企业将先进企业最佳实践内化为可执行、可操作的管理制度,帮助企业做好顶层设计和过程管控,有效应对信息时代的高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更加稳定获取融合创新发展的总体成效。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涵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全局和发展演进全过程,主要内容包括发展战略、业务创新转型、新型能力、系统性解决方案、治理体系等五位一体的任务体系,规范级、场景级、领域(企业)级、平台(产业链/供应链)级、生态级等五个螺旋式跃升的发展阶段,并按照转型的广度和深度将五个发展阶段细分为十个水平档次和十七种变化,引导企业分级分类建立符合自身的数字化转型管理体系。其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坚持系统观念、以价值为导向、以能力为主线、以数据为驱动。

  过去几十年,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模式,我国信息化取得了快速发展,而进入数字化转型这一综合性、系统性、颠覆式创新的新阶段后,在由原来的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从物质经济转向数字经济过程中,技术、产业和市场等的全方位变革接踵而来,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复杂性越来越高、动态性越来越强。而且我国在一些领域已进入“无人区”,全球都还没有可供借鉴模仿的最佳范例,而即便是有可对标的对象,在“赢者通吃”的网络时代,简单复制也绝非好的战略选择,只有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才能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再仅“摸着石头过河”很难避免盲人摸象的问题,而仅从当前业务痛点出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难把握行业新赛道布局的机遇,实现总体谋篇布局和整体性转型发展。在系统性颠覆的时代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一定要有全局意识、体系性思维和结构化的方略,才不至于在战略变革时错判方向,事倍功半,浪费资源,甚至南辕北辙,错失良机。因此提升系统观念,成为在当前形势下的核心要求。

  数字化转型是两化融合的新使命新要求,是一项复杂的巨系统工程,其复杂度要远远高于传统的企业信息化建设,亟需通过新型标准化工作引导帮助企业尽快找准发展重点和路径,不断降低转型难度,提升转型效能,加快转型进程。传统标准化工作主要是总结成熟经验并将其固化,各方遵照执行以获取更高效率等。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技术日新月异,产业新赛道加速切换,不确定成为最大的确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也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新型标准化工作的关注焦点在于新趋势新规律的提炼,形成符合新趋势新规律的方法,并将方法转化为标准,通过方法标准的普及,引导各方掌握方法,提升主导和推动转型的能力,更稳定获取转型创新的综合成效。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将系统观念作为核心理念,属于典型的新型标准化工作范畴,旨在帮助企业依据标准蕴含的数字化转型基本规律、特征和要点,拓展全局视野,全面深入洞悉转型规律,提升全员数字思维和数字素养,并将先进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和实践,统一为全员对数字化转型的共识。通过贯标工作,帮助企业系统掌握数字化转型方法路径,找准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立足全企业、全产业甚至全球角度谋划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向和重点,系统开展转型目标任务制定、发展路径规划,构建覆盖全员、全过程、全要素的数字化发展蓝图,并在蓝图架构下,构建起涵盖战略转变、能力建设、技术融合、管理变革、业务创新等转型全员、全过程、全要素的方法体系,系统引导具体工作先行先试,小步快跑,迭代创新,更好推动转型,稳定获取创新成效。

  在信息技术工具级应用阶段,技术不需要与业务深度融合,技术导向是可行的;在信息系统建设集成阶段,主要服务于现有业务优化,业务导向是够用的;而在数字化转型阶段,更关注业务创新、重构和转型,所以业务导向不够,容易受限于当前业务体系,阻碍创新和转型。企业是一个创造、传递、支持和获取价值的系统,价值体系没有重构就不能称之为成功转型。数字化转型的根本任务是创新和重构价值体系,长远来看,就是要将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价值体系转变为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价值体系。因此,两化融合发展到数字化转型新阶段,需要以价值为导向,每一项数字化转型活动都应服务于价值创造、传递、获取等方式转变,并将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总体价值效益作为转型决策的核心评判依据。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将价值体系重构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围绕价值体系重构的价值主张、价值获取、价值创造和传递、价值技术支持、价值管理保障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发展战略、业务创新转型、新型能力、系统性解决方案、治理体系等五位一体的任务体系。

  通过发展战略转变重构价值主张,引导企业顺应从物质经济时代卖方市场逻辑转变到数字经济时代买方市场逻辑,更好的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价值。通过业务创新转型重构价值获取体系,引导企业顺应从物质经济时代通过物理产品规模化增长获取价值转变到数字经济时代通过个性化服务按需供给获取网络化、生态化发展价值,更好的为利益相关者最大化获取价值。通过新型能力建设重构价值创造和传递体系,引导企业顺应从物质经济时代基于技术专业分工,形成相对固定的价值链,转变到数字经济时代基于数字能力赋能,构建快速响应、动态柔性的价值网络和价值生态;从物质经济时代通过产品(服务)交易实现价值传递转变到数字经济时代通过能力共享实现价值传递,更好的为利益相关者获取多样化价值,甚至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通过技术融合重构价值技术支持,引导企业顺应从物质经济时代技术要素驱动转变到数字经济时代以数据为核心的全要素驱动,更好的形成服务业务创新转型和新型能力建设的系统性解决方案。通过管理变革重构价值管理保障,引导企业顺应从物质经济时代的科学管理范式转变到数字经济时代的行为管理、知识管理、价值管理乃至意义管理新范式,更好的形成服务业务创新转型和新型能力建设的数字化治理体系。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价值在于“转型”,数字技术应用水平高不等于数字化转型水平高,“转型”的核心要义是要通过数字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当前产业转型较为成功的轿车行业为例,即便领军燃油车企业往往都围绕提质降本增效、用工短缺等业务痛点大幅提升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在数字车间、智能工厂等方面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但向新能源、车联网转型慢的企业却难以避免销量加速下滑的未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引导企业从以当前利润最大化为主的传统价值体系向经济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价值体系转变,其系列标准中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数字化转型 价值效益参考模型》(GB/T 230112022),按照业务创新转型的方向和价值空间大小,引导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寻求不断跃升的三类价值:生产运营优化、产品/服务创新和业态转变。一是生产运营优化,重点关注传统产品生产与交付,主要为做大做强传统存量业务,聚焦内部价值链开展价值创造和传递活动,通过传统产品规模化生产与交易,获取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质量提高等方面价值效益;二是产品/服务创新,重点关注产品与服务创新,主要为拓展基于传统业务的延伸服务,沿产品/服务链开展价值创造和传递活动,通过产品/服务创新开辟业务增量发展空间,获取新技术/新产品、服务延伸与增值、主营业务增长等方面价值效益;三是业态转变,重点关注新赛道,主要为发展壮大数字业务,依托与生态合作伙伴共建的开放价值生态网络开展价值创造和传递活动,获取用户/生态合作伙伴连接与赋能、数字新业务和绿色可持续等方面价值效益。

  两化融合,尤其是其发展到数字化转型新阶段后,正驱动产业体系从纵向封闭结构向横向层次化结构演变。数字经济时代,基于能力平台,向下赋能产业资源按需配置,向上赋能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业务生态化发展,提升应对不确定性的自适应能力和水平,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物质经济为代表的规模经济时代,基于企业(组织)、产业等边界构建的基础设施(资源)、业务能力和业务活动这一纵向封闭结构必将被打破。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范围经济时代,新型基础设施(资源)、能力平台、业务生态解耦后,将实现在产业内、甚至跨产业分层整合和协同发展,逐步构建形成新型基础设施(资源)共享化、能力平台化、业务生态化分层发展的新型产业结构。

  两化融合(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路径是新型能力建设,尤其是数字能力的建设。数字能力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造新价值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是企业应对数字时代不确定发展需求的综合本领。工业时代基于工业技术的规模化效率,解决的是规模经济发展的问题,其底层是资源层,上层是业务能力层,业务能力层包括研发业务活动、生产业务活动和服务业务活动等。工业时代的业务与能力一体化,二者相互绑定,开展研发业务活动要具备研发业务能力,开展生产业务活动要具备生产业务能力,开展服务业务活动要具备服务业务能力。业务能力层直接调用资源层,形成封闭体系,这是价值封闭性造成的。所以工业经济是基于技术壁垒构筑的纵向封闭式体系。数字经济是基于新型能力共建、共创、共享的开放价值生态。数字时代的商业价值发生了巨变,底层还是资源层,然而所有的资源都希望被充分共享调用,不再像过去所有资源与业务是纵向封闭绑定的。资源层要实现充分共享,业务层要实现社会化协同,就要实现业务、能力与资源层的解耦,当前人们通常提到的中台概念就属于能力层。能力层架构起之后,能力层会按需调用资源层,使社会资源被最大化利用,同时基于能力层数字能力赋能,业务活动的专业门槛将不断降低,甚至可以实现“傻瓜化”,由广大的社会化服务团队按需动态组合与提供。这样,社会资源将被最大化利用,产业发展将可形成更加轻量化、社会化、多元化的新模式,进一步快速应对市场变化,动态响应用户个性化需求,获取多样化发展效率,开辟新的价值增长空间。如果制造业等产业按照这个模式发展,将能力层分离出来,那么整个产业的创新也将会变得更加多样、更快迭代、更短周期。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以新型(数字)能力为主线,在所提出的发展战略、业务创新转型、新型能力、系统性解决方案、治理体系等五位一体的任务体系中,通过新型数字能力建设和共享更好创造和传递价值,同时通过新型数字能力向上承接提出新价值主张的发展战略、赋能实现新价值获取的业务创新转型,向下作为提供新价值技术支持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和新价值管理保障的治理体系建设优化的主要输入和目标。从而以新型数字能力将五位一体的任务体系有机协同起来,形成相互协调融合的互动创新体系,也引导企业将关注点更多的放到新型数字能力建设上,抢抓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更快提升应对不确定发展需求的综合本领。

  农业经济时代,家庭是主要经济单元,资源汇聚的主导要素是土地,经验技能的承载、传播和使用主要靠劳动力自身。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是其发展的中后期,支持大工业生产的企业是主要经济单元,资源汇聚的主导要素是资本,经验技能的承载、传播和使用主要靠技术。数字经济时代,响应不确定性需求形成的动态、开放组织生态以及相关的个人或团队是主要经济单元,数据成为资源汇聚的主导要素,经验技能(尤其是不确定性部分)的承载、传播和使用主要靠基于数据的模型(人工智能)。

  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更好的加速生产方式、业务模式、管理机制、产业体系变革,关键要基于数据驱动推动以数字生产力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以及相应生产关系的创新和变革。从数字生产力角度,关键要将数据要素全面融入生产要素、生产力,加快生产力的数字化变革,不断推动生产力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过去的劳动者纯粹靠本身,未来智能辅助人是可能的发展方向。从劳动工具的角度来看,未来劳动工具会越来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从劳动对象的角度来看,劳动对象或劳动资料从以物质为主转向以信息知识为主,物理产品将更多会演变成信息知识技能的载体,且会不断走向共享化。比如智能手机、新能源车等,其价值卖点中物理硬件占比不断减少,其承载的软件和服务的价值增长日益提升。随着数字生产力发展,信息时代的生产关系将会相适应改变。过去的生产力是基于工业技术的规模化效率,解决的是规模经济发展的问题,需要人参与到规模化效率的组织当中来,要求专业化职能的细分。职能细分是建立在标准化基础上的层级制结构要求的,每个人有确定的职能职责,所以就形成了金字塔式组织架构。但是现在生产关系变得越来越柔性、越来越动态,市场由过去生产驱动变成了按需拉动。过去是生产决定消费,现在是消费来引导生产供给。因此整个生产关系必然要发生很大改变,生产组织方式需要更柔性,人的职能和职责需要动态调整和协同。通过智能辅助赋能,人与人之间变成动态的协作关系,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未来的组织是柔性的、动态的、开放的,相互之间关系有效构建的核心关键是按贡献、按价值的合作和分配机制。

  要更好开发利用数据,首先要深入理解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原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初步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原理归纳为三类:信息媒介、知识媒介、能力媒介。一是数据作为信息媒介,引导企业构建数字模型,基于数字模型实现数据动态共享、信息透明和对称,通过大数据可大幅提高全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等的资源综合配置效率。二是数据作为知识媒介,引导企业构建知识模型,基于知识模型实现知识经验的场景化、个性化按需共享利用,通过知识赋能大幅降低专业性工作门槛,提升全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等的协同合作水平。三是数据作为能力媒介,引导企业构建智能模型,基于智能模型实现新型数字能力的智能自主运行和协作,通过能力赋能全面解放新质生产力,推动智慧企业、自适应产业发展,加速产业生态化自主进化。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以数据为驱动,在所提出的发展战略、业务创新转型、新型能力、系统性解决方案、治理体系等五位一体的任务体系中,系统性引导企业“转战略”、“转业务”、“转能力”、“转技术”和“转管理”,这“五转”成败的关键都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发挥数据要素的驱动作用。引导企业“转战略”,从构建封闭价值体系的静态竞争战略转向构建起共创共享开放价值生态的动态竞合战略,建立数字时代数据驱动的主动变革和动态优化的战略部署;引导企业“转业务”,从构建基于技术专业化分工的垂直业务体系转向构建需求牵引、能力赋能的开放式业务生态,建立起数据驱动的更贴近市场和用户需求的业务运营模式;引导企业“转能力”,从构建刚性固化的传统能力体系转向构建可柔性调用的数字能力体系,建立起数据驱动的快速响应市场不确定性变化的新型数字能力;引导企业“转技术”,从构建以技术要素为主的解决方案转向构建数据要素为核心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建立实施数据驱动技术、流程、组织同步创新的集成方案;引导企业“转管理”,从构建封闭式的自上而下管控架构转向构建开放式的动态柔性治理构架,建立起数据驱动的更加柔性、开放、动态的数字化治理体系。

  在全国工信系统、国资系统、标准主管部门等的共同指导和推动下,各相关方通力合作,滴水穿石、久久为功,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成效。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将系统性、动态性、开放性等思路充分体现在管理过程和要求中,通过贯标可将国家战略要求与先进管理理念同步有效落实,将优秀企业最佳实践内化为自身行动,提高数字时代核心竞争力,主要解决信息化环境下转型“怎么干”、“怎么干好”的制度和机制建设问题,是授人以渔。另外,通过贯标引导企业系统掌握数字化转型方法体系,提升各项工作的战略一致性、过程可控性和结果有效性,避免片面追求技术先进,以及各行其是、过程效率低下等问题,更好发挥整体协同效应。

  顺应新时期对两化融合提出的新使命新要求从聚焦集成融合到创新发展,再到引领变革,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也将不断完善架构与方法,从服务企业全面优化产品和业务,转向助力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加速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快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新赛道布局和业态转变。

  在标准研制与试点应用阶段(2013-2017年),总结提炼万余家企业实践,构建起一套通用方法标准,并通过试点实现持续优化;在普及推广与市场化探索阶段(2017-2019年),培养专业市场化服务队伍,探索政府引导的市场化合作机制,带动标准较大范围普及;在体系升级与全面市场化阶段(2019年至今),以实体化运作的第三方社团为纽带,围绕数字化转型全面打造贯标升级版并研制落地工具,构建自我良性运转的市场化机制,推动贯标不断向产业链和中小企业延伸。贯标工作带动两化融合、数字化转型从概念走向落地,以标准引领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理念方法深入人心,在助力企业转型、产业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成效显著。

  1、坚持系统观念,形成一套可实现技术和管理有机结合、可参照执行的数字化转型方法体系,引领企业建设提升数字时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标准研制方面,提炼万余企业实践形成一套可操作落地的通用方法,围绕水平评价、方法导入、能力建设等,立项发布《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等12项国家标准,结合升级版贯标研制《数字化转型 参考架构》《数字化转型 新型能力体系建设指南》等近10项数字化转型标准,为企业提供体系化指导。二是国际化方面,2项国际标准国际电信联盟(ITU)成功发布,成果得到印度、西班牙、阿联酋、埃及、俄罗斯等10余国代表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三菱、西门子、奔驰、ABB、施耐德等一批跨国企业的在华公司,依据标准推进业务活动数字化转型。

  2、坚持价值导向,推动全国超过7万家企业贯标,实现细分行业门类以及大中小微企业的全覆盖,促进企业提质增效稳增长、强化产业链柔性韧性

  一是贯标助力企业提质增效稳增长,全国累计培训覆盖超过1000万人次,自评估企业已超过30万家,启动贯标企业超过7万家,获证企业超过4万家,实现不同属性、不同规模企业全覆盖,行业龙头企业数千家、专精特新企业数千家,中小企业总体占比超过60%。企业参照标准开展了超过10万项数字化新型能力建设工程,带动经营成本平均降低10.0%、经营利润平均提高11.2%。二是贯标带动行业数字化升级,贯标企业涉及100余个细分行业,实现了对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全覆盖,带动不同行业涌现出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个性化定制等一批新模式新业态,推动了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增长动力出现转折性变化。三是贯标工作成为各级政府贴近企业、服务企业的有力抓手。全国各地出台数以千计的支持政策,将其融入工业转型升级、智慧城市建设、服务业转型、企业创新发展等重点工作中,江苏、上海、广东、福建、江西、山西、陕西等地经信委、国资委、质监局协同推进贯标工作,以贯标带动区域经济优化升级。

  3、坚持市场主导,完善线上线下一体服务生态,初步形成自我循环、良性运转的市场化机制,带动我国数字化咨询服务业培育壮大

  一是搭建第三方公共服务平台,部署知识赋能系统工具,提供自助贯标、在线人才培养、服务供需对接等全流程服务,提高便利性、规范性。二是建立市场化采信机制,推动贯标成果在政策及资金支持、供应商遴选与评价、销售授信、金融授信、招标采购、资质认证、企业改制上市等数十个领域取得突破,有效激发了企业贯标内生动力和社会认可度。三是带动本土咨询服务快速发展,市场化运行机制充分激发了各类服务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吸引全国2000余家机构、数以万计的专业人员从事贯标咨询,催生了百亿元规模的数字化咨询服务市场。

  总体上来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新形势新使命新要求,主要表现在:一是产业稳增长形势紧迫,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但各主体存在高层缺意识、中层缺方法、基层缺活力、投入产出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对管理体系落地解决企业提质降本增效和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更高要求。二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亟待增强,面向复杂多变竞争环境和日益多样性市场需求,产业链上下游间数据流通不畅、管理不精细、动态协同响应能力不足,对管理体系在支持构建面向柔性供应链的新型生产模式方面提出更高要求。三是中小企业纾困和培优任务艰巨,对数字化需求迫切,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和服务供给能力明显不足,对于管理体系加强中小企业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上提出更高要求。四是跨界合作和融通创新趋势显著,亟需构建公平开放的数字化转型市场环境,对于管理体系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并构建全面市场化生态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拟着力开展以下重点任务:

  一是分行业分场景提炼总结标杆企业最佳实践,加快关键标准研制,形成一批实用的方法集、工具箱和案例库,不断提高贯标可操作性和便利性。二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开展专题培训、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推广工作,加强对全员数字化转型思维和素养的培养。三是在贯标的战略制定、能力建设、技术实施、机制变革、业务转型等全过程中,利用平台为企业提供更高效便捷的伴随式知识和工具赋能服务,提升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和能力。

  一是引导和推进产业链龙头企业探索开展全链条整体贯标,围绕计划协同、质量协同、服务协同等加强基础设施改造、数据开发利用、流程全链贯通和软件集成实施,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开展数字化新型能力建设,打造产业链整体协同运作模式。二是选择行业集聚度高、产业关联性大的产业集群为试点,梳理产业集群共性数字化新型能力需求,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升级版方法为核心,组织研制能力建设指南,配套典型工具、实施要点、知识模板和实施样例,形成整套系统解决方案,推动产业集群共性关键能力整体提升。

  一是深入分析中小企业痛点和需求,研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中小企业版,找准最能体现数字化价值效益的关键要素和过程,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方法指导。二是围绕精细化管理决策、获客与变现、产业链协同配套等中小企业亟需打造的数字场景,整合优势资源打造贯标样板工程,形成实施指南和解决方案,引导增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活力。三是推动中小企业贯标成果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相结合,引导支持政策和服务资源向数字化转型能力强的企业倾斜,带动中小企业专业服务队伍建设,支持中小企业增强抗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加大分级采信推进力度,充分发挥获证企业超过40000家、优质企业基本都已贯标、从而初步具备全社会全面采信条件的这一重大优势,结合升级版贯标全方位深入推进,推动将分级评定结果作为分级分类政策支持、产业链供应链准入、产业集群建设、供应商遴选、金融授信、招投标等领域重要依据。二是推动多体系融合,发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是覆盖企业全员、全过程、全要素的管理体系类标准这一独特优势,积极推动其与数字化转型成熟度、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制造成熟度、DCMM等评估评价类贯标工作相结合,通过评估评价类贯标,发现问题,通过管理体系贯标,引导企业更深层次推进制度创新和机制变革,解决问题,给企业带来更加深远和持久的作用和影响。三是强化数据辅助决策支持服务,基于平台支持各级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央国企集团、金融机构、服务机构等推进单位,精准及时掌握企业贯标和数字化转型动态、需求、成效等,为分类施策、精准服务提供有力抓手。四是进一步推动国际化,基于升级版贯标实践梳理凝练产业数字化转型“中国方案”,以国际标准化为突破口,向全球输出我国管理体系实践成果。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是因为洞悉了规律,找准了方向,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作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高水平发展,为世界经济新的繁荣,向着未来,向着光明,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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